近期，多起案件因为加害人被认定为精神病，无刑事责任能力，而没有受到法律处罚，引发公众对精神病鉴定本身的关注。
深圳一女子遭到陌生男子强吻，嫌疑人被抓获后因被鉴定为“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障碍，无刑事责任能力”，而被送往医院治疗，逃过了处罚。“鲁荣远渔370”远洋渔船的船长，在公海上被该船二副杀害，被害人家属被告知嫌疑人已主张申请精神鉴定。
精神病是不是免罪金牌？鉴定本身能不能保证公正？当事人能不能提出质疑？
我国《刑法》规定，精神病人“不能辨认或控制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，经法定鉴定程序确认的，不负刑事责任”。但是，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负刑事责任。那么，而“无法辨认、控制行为”的精神状态，是在案发时的，还是案发后的状态？这需要鉴定人员更权威、鉴定规则更明确、鉴定依据更公开。但是，我国司法鉴定机制还是存在不少有待提升之处。
首先，我国刑事精神病鉴定的法律、规章比较零散，鉴定人员准入门槛也不尽统一。
1989年起施行的《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》，至今已“暂行”了36年。而且不同规定对于鉴定人的准入资质标准，也不尽统一。甚至有学者指出的：目前“不少普通的精神科医师，承担了大部分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义务”，鉴定人本身的公信力、专业能力有待提升。
其次，精神病司法鉴定结论，应该强化法庭质证程序，以及接受被害人一方的质疑。
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医学要件与法学要件结合存在困境，特别是精神病人的“控制能力”鉴定缺乏可量化标准。鉴定人员作为医学专家，既要做医学诊断，还要认定刑事责任能力，自由裁量空间过大。所以，有学者建议构建“鉴定+评估”双轨模式，引进犯罪心理评估机制，对作案动机、人身危险性实施独立评估，与司法精神病鉴定并列提交法庭，接受法庭质证、公开辩论，提升其公信力，而不是像目前这样，在做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之后直接撤案，被害人一方难有公开质证的渠道。
第三，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公开、公正性有待强化，特别是杜绝因为收集资料有倾向性而干预鉴定结果。
司法鉴定很多时候依赖事后材料（如证人证言、病历）推断，若材料缺失或者收集证据有倾向性，就会导致鉴定结论可信度存疑。甚至不同的鉴定人员可能出具不同的鉴定结论，形成所谓“鉴定的主客场”。鉴定程序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监督、审视。
第四，应合理分配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启动权。司法鉴定的启动权，实际由公检法机关掌握，但法律规定不够明晰，使得司法机关有很大的裁量空间。可能出现了应该启动鉴定的却没有启动，或者不需要启动的却启动了司法鉴定。这需要进一步细化法律规定，特别是要畅通被害人表达的渠道。
精神病司法鉴定，关乎“出入人罪”的大事，但又长期处于法律和医学的边缘地带，之前不太受关注，相关制度建设明显滞后。近年来，多起涉及精神病人案件的处理引发公众热议，希望能够补齐法治建设的短板，让司法鉴定更阳光、更科学、更权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