界面新闻记者 |
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·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周一表示，特朗普之一任期针对中国的“新冷战”战略对美国自身并无裨益，因此在第二任期内，其对外政策核心逻辑转变为以交易换取“大国合作”（Great Power Coalition），而非意识形态对抗。
赵穗生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举办的一场活动演讲上指出，“新冷战”战略低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治理的稳定性，又高估了“中国威胁”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过度反应（overreaction），从而引发了本可避免的冲突风险。
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，其意识形态取向转向对内，将民主党、移民、同性群体等视为敌人，在这种思维下，他削减了民主基金会、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之音等传统对外宣传与民主推广工具的经费。在南海等多个地缘政治问题上，特朗普也更多将其视作与中国交易的筹码。
“他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，而是转向务实的贸易谈判，以及寻求协商妥协，也让中美进入战略稳定期，双方博弈陷入僵局，也就是谁都打不垮谁、谁都不占优势。”赵穗生说，这种战略“稳定期”能否持续，取决于双方领导人个人风格、谈判成败以及大国合作的现实性等因素。
他表示，特朗普对待他眼中的弱者与平等对手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。在4月以来的中美关税风暴中，为缓和紧张局势，他主动开启谈判，最终达成降低关税、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H20芯片以换取中国出口稀土的协议，并设置两个90天窗口期来协商更广泛的解决方案——这实质上是一种妥协。
在对话环节，赵穗生表示，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“觉醒”，使得中国不再对美国抱有幻想，并且主动加快了应对长期遏制的准备工作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中国已经取得了三方面的进展：一是加快了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，中国在人工智能、机器人等方面实现了追赶甚至超越美国；二是多元化布局贸易格局，降低对美国的依赖；三是逐渐找到了美国的“命门”，在稀土、电子产品等关键环节形成了对美国的反制能力。
赵穗生在会上对界面新闻表示，在与特朗普打交道的过程当中，要把首脑外交的作用发挥到更大限度。
“要实现中美合作，最重要一点是两国领导人要见面，越早见面越好。见了中国领导人之后，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会感到受宠若惊。”赵穗生说。
他解释称，一方面，特朗普不是一个正统的对华鹰派，他将中国视为谈判桌对面的潜在对手，而不是直接定性为对手；另一方面，特朗普很相信强人政治，一旦建立起个人间的信任和“化学反应”，在后续的交易过程中，中美经贸等领域的很多问题都有可能得到解决。
赵穗生还表示，在此轮关税政策出台前，外界普遍预计特朗普寻求的可能是一揽子“大交易”（grand bargain），迄今来看这种要求实现的难度很大，特朗普正变得越来越现实。目前来看，他想通过交易得到的东西很具体，就是要贸易平衡，也就是要中国多买美国产品，以及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。
“但在中国国内消费疲软的现状下，要满足特朗普这个贸易平衡的要求也很不容易，因为这都要建立在中国国内经济的转型基础之上，也就是由出口导向、投资导向转向国内消费导向，中国可能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够实现这种转型。”赵穗生说。
他同时提醒，虽然实力的消长态势让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期，但是从中长期看，美国一旦动员起来、加强产业政策并向中国学习，可能迅速追赶。因此，到2035年或更远的未来，中美博弈的走向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