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教史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政教关系。从清代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的历史看，皇权与宗教始终在角力，满族统治者与汉地宗教信仰也始终在明争暗斗。很多看似宗教内的事件，背后都有政治力量的介入，而朝廷对于宗教的抑扬褒贬，也都含有政治意图。正因为如此，陈寅恪先生才那么郑重地把“宗教史”和“政治史”并举，说陈垣的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“虽曰宗教史，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……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，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？”
康熙
中国的宗教与政治也就是政教关系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如果我们把中国宗教放在全球历史背景下去讨论，那么，它不仅涉及古代中国宗教最重要的特色（缺乏独立性与绝对性，可以在政治庇护下三教合一），而且涉及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的路径及方向（如何走出中世纪，以及走出哪个中世纪）。我曾经在一篇讨论中日传统政治文化差异的长文里，讨论过中国、欧洲和日本政教关系的不同。这里再简单地说，就欧洲、日本与中国的王权与神权也就是所谓“政教”关系而言，可以大致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：
在中世纪欧洲，作为国教的基督教不仅控制了神圣领域，而且控制了政治领域。原本，罗马皇帝“就象统治国家一样，成了教会的更高主宰”，但在中世纪，教会逐渐独立，甚至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，世俗国王需要有教皇的加冕，这种加冕被解释为“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权力的象征”。11世纪到13世纪也就是相当于中国宋代，从格雷戈里七世（又译作“额我略”，Sanctus Gregorius PP. VII，1020—1085）到英诺森三世（Innocent PP. III，1161—1216），教皇的权力达到顶峰。其中，特别是前面曾经提及的，发生在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和亨利四世之间的形势逆转，使得世俗国王“由一位‘凭血统和法统树立起来的神圣皇帝’变成一个宗教上的罪人”，而英诺森三世甚至“成为审判列国君王的法官”。1302年卜尼法斯八世（Bonifatius PP. VIII，约1235—1303）甚至发出《一圣通谕》，正式规定教会高于一切世俗权力，《路加福音》中所谓的基督的两把剑，即宗教管理与世间管理，都被赋予教会，并说一把剑是给教会使用的，一把剑是为教会（世俗统治者按照教会旨意）使用的，这就导致了神权与王权的冲突。此后，经过16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宗教改革，到17世纪的战争特别是“三十年战争”（1618—1648），到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》的签订，欧洲各国王权逐渐得到加强，挣脱了罗马教会的控制，形成强大的 *** 国家，欧洲终于“走出中世纪”。所以，某种程度上，欧洲走向近代的过程，可以理解为世俗王权摆脱神圣教权的激烈历程。
2025年5月23日，湖北孝感，位于汉川市麻河镇的太平寺始建于1656年。坐落于碧水田园间的古刹，以清代官式建筑与禅宗美学，展现宗教艺术与工匠精神的交融。
而日本呢？在日本，由于传统“公家”“武家”“寺家”的权门三足鼎立，王权与神权的冲突并没有那么激烈。相对来说，文化象征、政治权力和宗教信仰能彼此制衡。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，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相对温和。不少学者都看到，在江户时代初期也就是17世纪初，幕府将军虽然有意识地遏制宗教，但“寺家”还是很有势力，王权遏制神权，建立集权国家的过程在日本相当缓慢。这一大趋势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之初，由于面对西潮来袭，急需“尊王攘夷”，建立集权帝国，二者间的斗争才逐渐激烈化，出现了所谓“祭政一致”和“神佛判然”的政治举措。因此，日本的近代转型，可以理解为贬抑外来宗教包括佛教，抬高与重塑本土神道，以此塑造天皇的神圣性，强调大和民族的独立性，来建立集权帝国，以推动现代化转型。
再看中国。与欧洲和日本都不一样，由于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，皇权始终在宗教之上，而宗教对政治始终臣服，因此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动中，宗教是很不重要的因素。特别是，经过清代前期康雍乾三朝组合拳式的打压和淡化，到了晚清中国遭逢“两千年未有之巨变”之时，宗教，包括佛教、道教都已经衰落不堪。因此，在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中，尽管有人也期待中国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，通过“原始基督教复活”，即宗教改革一样的“新佛教”出现，改变中国传统；尽管有人也根据欧洲和日本的经验，希望以“佛教促进群治”，或以“佛教作为精神”，但似乎效果有限，期待落空。似乎中国宗教（包括佛教，也包括更加衰落的道教）在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，是一个不必考虑的因素，换句话说，在近代中国，由于宗教已经衰落，所以在近代转型中，宗教既不是推动维新的助力，也不是阻挡变革的障碍。
这就形成了欧洲近代国家转型之后，政治合法性依赖“民”，日本近代国家在转型之后，政治合法性仍然背靠“神”，而中国近代国家在转型之后，政治合法性还是强调“德”的巨大差异。而中国之所以会如此，我想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中国的宗教衰落，它在历代皇权的打压之下，不仅没有和政治权力对抗的本钱，也没有充当世俗世界信仰力量的资格，甚至没有维持宗教独立性的能力。
而这最后最致命的一击，就来自雍正时代，到了乾隆时代，宗教已经不成为大问题了。
（本文选摘自《余音不绝：接着讲宗教史》，葛兆光著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，经授权，澎湃新闻转载。）
